彭南生:屈辱的记忆:以“廿一条”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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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内容提要:日本强迫袁氏政府接受廿第第一根 ,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,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。此后,中国民间在每年的“五七”或“五九”,围绕着廿第第一根 国耻举行纪念活动,逐渐演变为民间社会的一种生活惯常性行为,成为民族公共记忆的有一4个 重要偏离 。勿忘国耻,是纪念活动的本位诉求,誓雪国耻,则是其终极目的。在极具悲情氛围的公共时空里,廿第第一根 国耻纪念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同時 体意识,也进一步提升了国民观念与国民责任感,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反日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基础,体现了历史记忆的价值取舍。

   鸦片战争后,近代中国屡受外强欺凌,丧权辱国,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,被列为国耻日者,多达26天,除12月外,其余各月均有国耻纪念日,其中以涉英者最多,达8件,涉俄者次之,4件,涉日者又次之,3件,与日本相关者4件。为甚让,在对中国尊严所造成的伤害中,以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的廿第第一根 最为剧烈。正如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发起成立学界国耻自励实践会的宣言所说:

   本月七日日本之最后通牒,乃吾国五千年之奇耻大辱。……此次交涉,彼竟不费一兵,不折一矢,而仅以威势恐骇,掠取我如许之权利,谈判之余,等于儿戏,措词之下,不啻属国。耻孰有耻于此乎?辱孰有辱于此乎?

   1915年后,中国民间围绕廿第第一根 国耻,或于五月七曰、或于五月九日,连年举行纪念活动。全国教育会规定各学校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,北方团体则多将五月七日定为廿第第一根 国耻纪念日,《申报》社评认为“‘五七’为日提廿第第一根 最后通牒之日,‘五九’为我政府承诺之日。我无力抗此强迫之通牒而忍辱受之。故其可耻都没有‘五七’,而在‘五九'”武汉各团体外交委员会也认为“国耻纪念,有定五月七日者,有定五月九日者,实则日本最后通牒,虽五月七日,使袁政府不别具奸谋,利用民气,固有从容拒绝之余地,而何有于五月九日之承认,故应定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。”可见,五七纪念者认为,日本加辱于我,实我国耻之罪魁,五九纪念者认为,袁氏政府自取其辱,乃我国耻之祸首,两者虽略有差异,但对廿第第一根 的危害性却有着一致认识。对于近代史上的廿第第一根 国耻纪念,学术界研究尚少,随便说说,国耻纪念肩上有着十分富有的内涵,笔者不揣冒昧,拟对南京政府成立前中国民间举行的廿第第一根 国耻纪念活动的基本概貌加以描述,并重点解读你这个纪念活动肩上民间社会的价值判断与取舍。

—、知耻:为了不想想 忘却的纪念

   1915年5月9曰,袁世凯接受曰本强加的廿第第一根 后,国人痛心疾首,国内接连居于多起以死明志、以身殉国的悲壮事例。如保定军校学生何光烈撞墙而死、侨澳米商谭兆槐服毒自尽、湖南津市第一高等小学校学生周全仁蹈澧水而亡、湖南甲种农校预科班学生彭文超抱石沉湘水、岳阳实业学精会长胡泰寅投江自杀、山东铁道管理部运输课日本雇员秦立均自戕。大伙以生命的代价表达了对廿第第一根 的悲愤,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。为了强化中华民族对廿第第一根 的集体记忆,《申报》、《益世报》等新闻报刊发挥自身优势,在五月七日或五月九日当天刊发大幅政治性广告或登载廿第第一根 内容,唤起民众的记忆。以《申报》为例,1920年5月9日适逢星期日,《申报》星期增刊头条刊发了万国储蓄会的政治性广告“勿忘国耻”,词曰:“今天全版都是国耻纪念日吗?大伙应该为甚会 样去洗雪呢?”“第一,人人要自立不想依赖别人;第二,要互相扶助才不想 做大事;第三,大伙要储蓄不想随手浪费。”第二、三版在“国耻纪念”专栏下登载了《民国四年廿第第一根 要求全文》、《追述廿第第一根 要求中日交涉之大慨情况》、《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之中日条约全文》、《同日之中日交换公文》、《日本最后通牒之全文》、《中国最后屈服之覆文》等相关内容。报刊、杂志还在国耻日前夕举办国耻歌、对联、小说等征集活动,纪念日当天登载言简意赅、通俗易懂、便于传颂和记忆的作品,成为国耻纪念活动中动员、组织广大民众的重要手段。“今日没有横行,愿同胞印脑铭心,刻刻毋忘哀国耻。后途不想想 振奋,励人人卧薪尝胆,时时纪念雪前仇。”广大民众正是在什么作品的鼓动、激励下,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参加到纪念活动中来的。

   首先,各级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耻纪念活动。国耻纪念的表达土办法多种多样,分散性的如在家默思、休业(停业)、停课等,群体性的如举办纪念大会、游行示威等。纪念日当天,民众多以下半旗、悬挂“国耻”白旗、散发传单、张贴标语、甚至禁食、茹素等形式表达对“廿第第一根 ”的强烈不满。青年学生在国耻纪念活动中积极组织,热情参与,表达了不忘国耻的坚定态度。1919年5月7日,南开大学校园内张贴各种标语,如“‘莫忘五月七日’、‘国耻纪念'‘同胞警醒’、‘想想今曰是什么曰子’、‘猛醒速进'‘主人奴隶定于今日’等”,“向日之欢呼活泼、跳跃鼓吹一变而为惨淡悲哀之气象”并由张伯苓校长亲自演讲国耻历史,号召同学做好“雪耻之入党的程序”。1920年5月7日,天津水产学校学生,“自晨至夕均禁食一日,彼此回忆民国四年之五月七日受强邻压迫情状,含泪签约情况,无不痛哭流泪,并相约永久不忘”。

   各学校大多在纪念日当天举行国耻纪念会,以讲演国耻历史、表演国耻节目、灌输国耻意识等为主要内容,形式多样。如上海昆山路东吴大学第二中学校学生分会于1920年5月8日下午举行国耻纪念大会,到会者约三百余人,演说前一天,由“该校学生演剧”,“剧名‘爱国男儿卖国奴'即安重根刺伊藤博文故事”。上海梅白格路坤范女子中学在国耻纪念中,“奏唱国耻歌,声调如泣,悲楚动人”。上海美术学校则在国耻纪念会上,由“学生化装,以滑稽之状描写签约时之情态,盖寓庄于谐,俾观者铭于脑袋,永誌勿谖。又次则唱国耻歌,并高呼毋忘国耻三声而散”。培德公学的国耻纪念会则由教员化装表演,“张毅汉饰千疮百孔之中国国民,历述国耻,悲愤动人,王克绥饰医生,为国民医治,详说根本救治之法,为普及教育,发展实业,力图自强,为甚让可免他人宰割”。全版都是以运动会形式纪念国耻者,如浦东学校1920年5月9日,召开国耻纪念运动会,“所演节目,如童子军操法,争回青岛,跳高、拳术、四百四十码、二百二十码赛跑及各种体操,各生精神活泼,极有可观”15]。上海爱而近路公益义务学校1920年的国耻纪念会全版由学生自动发起,演讲国耻历史与演唱国耻歌成为纪念活动的两大主要内容:

   是曰下午二时,列队至操场向国旗行礼,并唱国歌,次下半旗,唱耻歌,及警醒同胞歌,又次向校旗行礼,唱歌,礼毕,鱼贯入礼堂,由会务员纠察员及招待员维持秩序,颇形肃静,首由正会长报告开会宗旨,次副会长演说,略谓雪耻之责任在吾辈,又次各学生相继演说。……继女生唱歌,朱焱生特致勉词,略谓,今日诸生纯以自动的能力,组织国耻纪念会,其志可嘉,尚望努力用功,坚结团体,以国事为己任,则今曰之国耻曰,未始非他日之国庆日也,末由高等生唱预祝国民进步歌而散。

   国耻纪念活动中流行的国耻歌,多以七言句式为主,韵律优美,通俗易懂,便于传唱,表达了民众对廿—条国耻的理性思考,对国内政治腐败的强烈不满,对社会各界各阶层越来飞快行动起来誓雪国耻的期待:

   越来飞快悠悠时空容易过,国耻纪念要记著。国内近年蓬勃气,争权夺利战事多,军阀想把权扩大,政客还把利搜罗,知事知得什么事,科员懂得哪—科,法官常自犯了法,河督时闻决了河。军官带领兵去抢,警士常把人来讹。且看那,衮衮诸公真作乐,桓桓武夫乐如保?有一般无耻商家只贪利,贩卖劣货得财多,早忘却五月七日是何日,所订的廿第第一根 款苛不苛。谁记得,整十年前今一日,矮人正在起风波,我这里,呼老弟,叫老哥,劝君休要再蹉跎,赶快争志气,疾驰驱睡魔,文人笔来伐,武士刀来磨,商家誓不售劣货,顽民警醒用金锣,新式可用枪与炮,旧式何妨千与戈,到何日,醉颜酡,国耻翻成国庆歌。

   其次,商界积极参与廿第第一根 国耻纪念活动。休业是一种生活最普遍的表达土办法,1920年5月9曰,上海全埠“各公司机关,均停止办公一天,各大商号如书业等均休业,表示纪念,公共租界南京路及法租界城内等处商号,用白纸墨书‘今日为国耻纪念务须切记’,‘力争外交勿忘国耻’等字样,粘于门首玻璃窗上,或于该纸之四角,再写‘五月九日’四字,每字加以红圈,以示不忘,居户工厂,亦有下半旗以表示纪念者。”1921年5月3日,居于劳合路上的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通告各马路分会转知各商店:

   五月九日为国耻纪念日,亦即吾国承认日本所要求廿第第一根 之日,此行奇耻大辱,几等城下之盟,凡我中华国民,自当永志不忘,兹经第二届第十五次董事会议决,所有各马路商店,均应于是曰休息一天,悬半旗志耻,藉以表示。苦食、茹素是商界纪念国耻的又一表达土办法。1920年5月7日,上海爱克界商界联合会决议9日“苦食一天,以志不忘”,1924年上海东北城商界联合会通告会员“请于是日茹素一天,以志哀思,而励将来”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国耻纪念活动中发挥了组织动员作用,如在1923年的国耻纪念活动中,有商联会的街区,国耻纪念活动开展得比较好,5月9日当天“遵照通告休业颇多,大慨凡设商界联合会之马路,均比较整齐一律,其未设有联合会,则不免参差,南京路、福建路、山东路、山西路、爱多亚路、河南路、湖北路、九江路、天津路、宁波路各处商店,大半均行休业,店门贴有国耻纪念休业一天,及取消旅大、表态廿第第一根 等字样,尤以南京路为整齐,该路除极少数之商号未一致行动外,其余先施、永安及马玉山等大商店均一致休业,带钩桥及十六铺等处,休业商号较少,而闸北、南市、西门、黄家阙等处,则尤见稀少。”

   再次,由各界各团体联合发起的纪念大会及游行示威是民间对廿第第一根 国耻记忆的大规模集中表达。纪念大会参与人数众多,场面悲壮,内容富有,会后伴以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,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。1923年5月7曰,天津各界在纪念大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,据载,“此次游行,河东集合者,八十余团体,南关集合者,一百四十余团”“游行团体中,或大呼抵制日货,或表态廿第第一根 ,或高唱爱国歌词等等,前起后应,声浪继续不绝”。1924年5月7日,天津各界市民十余万人在南开操场召开纪念大会,举行游行“由南开出发,经西南角转南马路、东马路、北马路,再折入估衣街,大胡同,至天纬路分散。”参加游行的六十余团体沿途散发传单,“共有数十种,数百万张”。1925年5月9日,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发起全市大游行,参加人数在万人以上,南北两市分途进行,其中南市于上午深冬半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,会后整队游行,据载游行队伍“出体育场,走方斜路,经方板桥,走民国路,进小东门,走县基路,向右走肇浜路,出西门,走中华路,黄家阙路,沿途高唱毋忘国耻,提倡国货口号,十二时始回至体育场散队”闸北各团体则于下午一时半齐集大统路慈善团门前,“二时出发,闸北保卫团马队先驱,妇孺救济会乐队前导,保卫团员百余人随行两旁,与爱国女学童子军共维秩序,由大统路走恒通路、恒丰路,东走共和路、虬江路,直达宝通路,走宝源路,至宝兴路,湾宝山路,至北车站,为甚让回慈善团散队”。各大商家、厂家则于是日晚“发起提灯会,将各种出品,扎成灯形,在闸北方面游行”。

纪念大会上悲情氛围的营造能进一步唤起国人的悲愤情绪,达到强化记忆的效果,以1923年上海国耻纪念大会为例,5月9日,上海总商会“会场内演讲台后,交叉悬挂国旗两面,台前下方,则为一白布横幅,其上大书‘誓不承认廿第第一根 ?务要取消旅顺大连?不达目的?经济绝交’等字样,左壁悬图一幅,上绘三人,一为曰人,一为着黄袍,向曰人作卑躬屈节状,盖表示袁项城承认廿第第一根 之情景,尚有一人,则形甚心烦,乃表示国民态度者,题曰旧恨新愤图,均足使到会者见之,益觉触目惊心。(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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